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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隱私權回顧整理

2012隱私權回顧整理

/邱文聰(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收錄於<無力年代的有力書寫–2012台灣人權報告>一書

隱私權透過維護個人私密生活/生命領域的彈性空間,來確保個人的自我認同與獨特主體性的形成不受特定模式壟斷或制約。這樣的隱私權是一種基本人權,具體展現為個人對於生產與利用與其有關之各種資訊的控制權(資訊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以及個人對於直接攸關其主體認同的生活/生命事務的自主決定權。2012年台灣的隱私權現況,主要受到以下幾個事件的影響,呈現出進步的弔詭性。

無疑地,2012年台灣隱私權的第一件大事是延宕了近兩年五個月遲未上路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終於在2010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新的個資法在幾個面向上可謂具有進步性:

 首先,新個資法將保護客體的範圍擴大及於絕大多數的個人資料,不再僅限於「經電腦處理過」的個人資料;其次,新個資法將適用的主體擴及於所有的非公務機關,不做行業別的限定;第三,新個資法新增了告知義務的明確要求,進一步具體充實自決權的內涵;第四,新個資法以「去識別化」做為某些可不經個人同意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的必要條件,強化了機密性的保障;第五,除了事前的管制外,新個資法針對事後的處理也新增了一些規定,包括將未意圖營利而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以及新增訴訟擔當的團體訴訟類型,得以針對權利受侵害事件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然而,原意在增強個人資訊自決權與資訊隱私權保障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在還未具體兌現其所承諾前,即因先天不良與後天失調的體質,使得個人資訊自決與隱私權在台灣社會中,已嚴重貶值。

行政院在2012年10月1日施行新個資法的同時,以「各界回應意見指出部分條文規定過於嚴格,貿然施行對民眾及社會衝擊太大」,且行政院業已針對爭議條文提出修法草案為由,暫緩施行新個資法的第6條有關「敏感性個人資料」的特別規定,以及第54條有關施行前已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應於一年內完成補正告知的規定。此一割裂條文施行的作法,不僅違背當初立法院授權行政院另定施行日,其實是給予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夠充裕的時間,以完成整備因應新法的原意。行政院以提案修法為藉口,直接凍結立法院已三讀通過之法律條文的作法,更直接違背憲法的權力分立原則,創下極度危險的憲政先例。倘若行政院確可如此,何以不能在提出各種修法的同時,也一併暫緩施行已有明顯違憲嫌疑的法律,例如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法、都市更新條例當中的部分條文?

除了暫時懸置對個人資訊隱私權的部分法律保障外,行政院也以「對民眾及社會衝擊太大」為由,企圖修法弱化部分原已由法律所提供的保障。立法院原為加強保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之個人資料,在三讀通過的新個資法第6條中,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的立法例,規定除了條文中明訂的幾種特定事由與其他法律所明文規定的例外之外,禁止蒐集、處理與利用該等敏感性個人資料。第6條的例外事由是否確能適當保障敏感性個資雖有檢討之空間,其未以「個人同意」做為蒐集、處理與利用的一般必要前提也明顯與資訊自決的原則相悖,但行政院在2012年8月的修正草案中,欲以「資訊自決」為名增訂「個人同意」為一種蒐集處理與利用敏感性個資的例外事由,甚至增定「公共利益所必要」為例外事由,無異於架空「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的立法例,使敏感性個資所享有的保障實質上降格為與一般性個資相同。

新個資法先天體質脆弱還表現在欠缺管控機制的問題上。由於新個資法並未訂有單一的中央主管機關,不僅使得眾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執法上事權分散,也使得本身即應受新個資法所規範的眾多「公務機關」,幾乎不受來自機關以外的外部有效控管;另一方面,因為缺少資訊保護官的設置,內控機制的留白進一步加劇欠缺單一主管機關所造成的管制問題。此一缺陷在2012年10月1日新法施行後,因為出現各種個資法適用爭議而格外凸顯。例如,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事涉面談官的個資,而拒絕外籍配偶取得外館面談的影音記錄;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以事涉值勤公務員之隱私,而禁止人民對警察執法的行為進行錄音或錄影的反蒐證。法務部雖然事後在網路上設立個人資料保護法專區,提供法律適用的問答澄清與說明,但欠缺中央主管機關的結果不僅面臨各「公務機關」經常各行其是的窘境,也未能有效確立資訊自決權與資訊隱私權是人民用以對抗國家資訊作為,而非國家用以限制人民管控政府依據的觀念。

新個資法的另一根本問題在於,新法延續了舊法將「正當事由」與「個人同意」相互對立起來的謬誤,使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經常陷入「若有正當事由就毋須取得當事人同意」與「若還需取得當事人同意則必然意謂欠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正當事由」的兩極對立中。例如,以學術研究需要而排除當事人的資訊自決權、學校張貼榮譽榜時不問學生或其家長意願而直接隱匿學生完整姓名。事實上,欠缺「正當事由」的個資蒐集、處理與利用固然因為已經違背「限制蒐集」與「限制利用」原則而應該予以限制或禁止,但即使認為學術研究上利用個人健保資料、學校為教育或訓練行政目的而張貼榮譽榜等,都屬於個資蒐集、處理與利用的「正當事由」,也並不因此即應該剝奪個人的「資訊自決權」。「正當事由」與「資訊自決權」二者應該共同構成個資蒐集、處理與利用的必要與充分條件,而非處與擇一的對立關係。未能確立此一原則的新個資法,不僅使資訊自決權被架空,也因為造成荒謬的社會實踐結果(例如隱匿姓名的榮譽榜),無端糟蹋人民對隱私的「品味」,任令資訊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在台灣社會中急速貶值。

在資訊隱私與自決之外,2012年直接攸關個人主體認同的隱私權大事,當屬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運動。男同志陳敬學、高治瑋於2006年舉行公開結婚儀式,而於2011年向戶政機關申請登記結婚。戶政機關以民法規定僅男與女能結婚為由,拒絕其登記之申請。陳、高提起行政救濟,2012年12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審理本案過程中,罕見地表示將聲請釋憲。此外,2012年8月中,另一對女同志也舉行了史上首次的佛化同志婚禮。台灣市民社會中的個人,在2012年接續過去的努力,嘗試公開地挑戰現行法律與社會制度加諸於婚姻的性別規範,立法院也於2012年12月底舉辦「同性婚姻合法化及伴侶權益法制化」公聽會。然而,此一攸關同志個人主體認同的隱私權運動,在面臨整體社會似乎仍欠缺共識,法務部也僅採取消極回應態度時,看似進步的法官釋憲是否真在尋求隱私權的保障,或使之提早胎死腹中,恐怕仍在未定之天(註,陳敬學、高治瑋一案當事人於2013年1月撤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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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013/04/22 by in 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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