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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新聞]平衡採訪權與隱私權 法律應重訂

觀念平台-平衡採訪權與隱私權 法律應重訂

2011-06-21 中國時報 【黃維幸】

 新聞自由及新聞採訪自由對社會公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受到社會普遍的贊同與支持。所以我國最高法院就新聞自由就有一段精闢入裡的評論:「新聞自由之目的乃是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使人民獲得充分資訊,避免社會病象,並監督政府;為實施民主政治所必要,故新聞自由並非只是保護媒體或新聞從業者個人之自由,而是促進社會正常運作及國家發展之必要手段…。」

 外國的學者也說:新聞媒體不只是要求表現自由及出版自由對其私人權利的保護,而更同時是協助公眾在一個民主社會行使公民權先決條件的知的權利。

 另一方面,隱私權也是社會共同生活及人際的親密關係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不可受到不合理的侵犯。只是,一般人在本能上守護自己的隱私,防止他人干擾之餘,常常忘了隱私權也帶有攻擊性。隱私權不是絕對,也會被濫用,隱私權並非完全是防衛性的自我保護,它也可以被用來打擊不受歡迎的媒體及採訪,限制表現及出版自由。更會被政客用來訴諸一般人的同情,來避免大眾的監督。

 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我們在理性的認知上無不瞭解新聞採訪自由的重要,卻可能在心理上忽略對其保護的必要性。根據遠見民調中心的調查,新聞記者受大眾信賴的指數一向居於末段。國外的調查也印證這種偏見:認為公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日漸降低。當記者質問現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布萊爾,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為何不許記者照相錄影,他回答因為最高法院不願意讓崇高的機關,降格到被大眾瞧不起的新聞媒體一般地位,論者更認為整個司法界對新聞界懷有偏見。

 在此情形下,平衡新聞採訪自由及隱私權面對雙重困難:在一方面,兩種幾乎同樣重要、又同樣應該被珍惜的權利之間的平衡,本來就已經是極端微妙的工作。在另一方面、由於感性能夠左右理性判斷的自然傾向,更使困難倍增。

 以近日蘋果釋憲案而言,面對日新月異的採訪技術,以及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回應消費者需要的市場壓力,對於難分採訪的人、時、地、物,一網打盡的社維法八九條第二款如此明顯帶有立法瑕疵的法律,如果在給予隱私權必要而充分關注的前提之下,卻任由其輕易地由憲法法院把關的機制中溜去,那是很難挽回的不幸。

 從國際及各國的實踐中觀察,我國憲法及民法隱私權保護仍極有待發展,如將人格權與採訪自由平衡的重擔委諸違警程序,任由警察機關依其裁量判斷,僅由地院經由不符程序正當而極為表面的介入,實呈現了我國憲政發展上令人極為憂心的危機。但是,如果司法院宣告社維法八十九條第二款違憲,社會及立法機關仍有或才有機會重新訂定一個實質上比較呈現平衡新聞自由及隱私權,程序上合乎正當的法律,則既能保護個人獨處安居的權利,又能經由有效的新聞採訪,免除我們的無知及愚昧,直接同時促進了我國對隱私權及新聞採訪保護的健全。

 (作者為律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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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斯拉 隱私權 社維法(江雅綺)

2011年 06月21日 蘋果日報 論壇

日前大法官會議受理《蘋果日報》記者王煒博先生的釋憲案,並首開網路直播全程憲法法庭辯論之先例 ,為資訊公開與資訊透明做了最佳示範,雙方菁英代表你來我往的法學辯論,更是一次成功的全民法學教育。筆者在海外連線收看,覺得比英國當紅的《超級偶像》節目更加精采。

大家都非常關心未來大法官是否會在解釋中,拉出新聞採訪自由與個人隱私保障的界限。不過,回到本案的關鍵,其實是在以《社維法》第89條第2項以「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裁罰媒體記者的採訪行為是否恰當。

有關此項是否違憲,正方代表和鑑定人都已由不同角度做出精闢入理的論述。但有趣的是,當反方代表強調《社維法》是「彈弓打酷斯拉」,倒讓人覺得連內政部也不認為《社維法》是合理有用的法律規範。畢竟,有人會用彈弓打酷斯拉嗎?這不是最沒有效益的行為嗎?其實過去10年來,該項也只使用了20幾次,原意顯然與裁罰記者採訪無關。這也似乎說明,連內政部也不覺得這個「彈弓」好用。

真相更容易被掩蓋

事實上,比較歐美的立法例,以「警察彈弓」限制採訪行為,來保障人民隱私權的,可謂絕無僅有。以英國為例,當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發生衝突, 英國並非以「警察彈弓」打「媒體怪獸」,而是請法官就個案發出威力強大的「禁制令飛彈」,載明有關禁止報導的項目與細節,直接請媒體封口。「禁制令飛彈」比「社維法彈弓」不但強大有力,更重要的是,由於當事人必須向法官說明自己的隱私權如何受到侵犯,此時資訊已經具體明朗,法院才能判斷媒體是否應該禁口。並非是在採集資訊的過程中,就逕由行政機關進行裁罰。

此外,採訪中與報導後,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時間點。英國許多名流因隱私受害向媒體求償的案例,都是因私生活照片已登上頭版。畢竟採訪進行中,未來報導內容並不確定,當事人如何得知隱私受害?

酷斯拉的確是一個相當鮮活的名詞,不過,媒體生態早就由於科技發展遽烈改變,對傳統媒體而言,「網路」才是酷斯拉。今年5月英國剛好發生一個案子,由某名流向法院聲請超級禁制令,禁止媒體報導其私生活,但相關細節卻在網路上被揭露,導致「一般媒體不能報導的資訊,卻傳遍網路世界」,引起英國質疑網路已經改變媒體生態,傳統禁制令已無法發揮隱私權保障的功能;不過同時也有人認為,網路深化民主,而超級禁制令是富人名流等以隱私為名箝制言論自由的工具。

當然,一定會有人認為,比較起來,台灣的隱私權保障不足,用《社維法》給警察開單一個便利的理由,有何不可?不過,相對而言,我們也要想想,台灣的新聞自由足夠嗎?對一般平民來說,真正的酷斯拉是這社會龐大密織的政商結構。當資訊無法流通,政商名流就更容易掩蓋他們的醜陋。一則侵害個人隱私的新聞,我們可以選擇不買不看,受害人可以選擇向法院請求賠償。但當新聞自由的空間縮小,我們可能就永遠沒機會得知,誰在密室進行政治交易,誰在偷偷交換屬於我們的公共利益,誰又在表面仁義道德背地卻無惡不作?

本案爭點固然在以《社維法》記者採訪行為開罰單的做法是否合憲,但更根本的牽動了社會對於新聞自由與其他價值的衡量與堅持。兩個月後,大法官即將做出解答,相信精采可期,令人期待萬分。

作者為英國德倫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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