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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璩美鳳案談隱私權之保障

本文摘自台權會出版之"2001台灣人權報告"
何賴傑(現任政治大學法律係專任助理教授。)
過去這一年來,與隱私權有關而最聳人聽聞的新聞,大概就是璩美鳳事件。姑且不論該事件的實際內情究竟如何,以及未來可能如何發展,如單純從保障隱私權的角度來看,本案粗略所呈現出的議題,例如,政治人物隱私權的保障,是否應與一般民眾有所不同?國家偵查機關任意洩漏偵查案件內容,是否也會侵害民眾的隱私權?實際散佈該等資訊之媒體,在此又應如何擔負保障隱私權的責任?最後,國家究竟應如何保障一般民眾的隱私權不受他人任意侵害等?在在都值得我們注意。


一、 政治人物隱私權之保障
首先,散佈疑似直接侵入璩女臥房而拍攝璩女最私密之性生活錄影光碟片,無疑是整個事件引起社會軒然大波之主要原因。性活動,應該是最具隱私性,也是最具隱私權期待之個人行為,但因此也成為最能挑起一般民眾窺視他人祕密活動之慾望。原則上,個人之性生活經歷,不經個人同意,絕不應成為得「公諸於世」之資料,縱使牽涉到法律案件,也應如此。例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四條規定:「性侵害犯罪中之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雖然該條主要是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使其不會因性侵害案件之審理,必須於法庭上公開其最私密之性生活資料而遭受第二次傷害,但是對被告而言,事實上,亦有如此保護之必要。主要原因在於,個人性生活,是隱私權保障核心領域之一,不容他人(包括國家)為取得該資訊而任意干擾私人隱密之性活動。因而除該資訊直接涉及犯罪外,國家也不應侵入涉及被告性生活之隱私權領域。
而對於政治人物,由於政治人物之行為,常牽涉到公共事務,其言行「動見觀瞻」,因此,政治人物日常生活之隱私權期待,與一般民眾相較,其保障強度即不應與一般民眾相同,但這並不意謂政治人物之性生活資料,即可任意被揭露或公開。雖然政治人物之性生活資料可能與公共事務有關,不過,取得該等資料之手段,絕不能以祕密侵入臥房而直接拍攝性活動之方式為之,畢竟如此方式本身,即足以構成違法。手段既然違法,就不能合理化行為之目的。縱使為判斷該政治人物是否足堪信任,而有必要提供民眾該政治人物完整資訊(包括該政治人物婚外情等性生活資料),也應以正當合法手段取得資訊,亦不能將政治人物最隱密之床第風光「全都錄」,且完完整整、毫無保留地在民眾之前「全都露」,否則將嚴重干預憲法對每一民眾皆予保護之人格基本權。總結言之,隱私權保護核心範圍之個人權益,無論基於任何現實或規範理由,皆不應容許國家或他人恣意侵犯之。
二、 偵查不公開原則對隱私權之保障
當檢察官以媒體散佈疑似璩女性生活錄影光碟片,有觸犯刑法罪嫌而逕行扣押該等光碟片時,整個事件因而進入刑事偵查程序。國家為有效追訴犯罪,也就是為發現犯罪嫌疑人並保全刑事證據,必須設立專責機構全權掌控該等事項,且必須制定偵查程序將刑事偵查程序完全交由國家偵查機關掌控,且賦予偵查機關較為廣泛之偵查職權,就此而言,犯罪嫌疑人於偵查程序中,常處於較為不利之地位。但於偵查結果出爐前(尤其是起訴前),國家偵查機關不能隨意將偵查內容及進度向外洩漏,此即眾所週知「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基本內涵。雖然承認偵查不公開原則,有其現實理由,不過,保護犯罪嫌疑人之名譽,也應是偵查不公開之原因之一。尤其偵查內容時常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甚或其他相關人士之隱私資料,雖然國家偵查機關基於職權可以知悉並保有該等資訊,不過,並不能將該等資料隨意對外洩漏,否則仍有侵犯隱私權之嫌。
<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三項,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國家偵查機關對於執行偵查職務所知悉之事項負有保密之義務。此種義務,係公法義務,不能因犯罪嫌疑人之同意而免除。但該條另規定有除外事項,即國家偵查機關依法令、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認有必要時,仍得公開揭露偵查內容。所謂「依法令」、「維護公共利益」、「保護合法權益」等除外事項,究應如何解釋適用,目前仍未見實務或理論對此有所說明,不過,基本上,國家偵查機關將個案偵查內容對外公開揭露時,必須說明究係基於如何之除外事項,而有公開偵查內容之必要,否則即有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嫌疑。於國家偵查機關因違反偵查不公開而犯有<刑法>第一三二條洩漏國防以外祕密罪時,如果國家偵查機關能舉證於個案存有該等除外事項,國家偵查機關即得依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
三、 媒體對隱私權之侵犯
相對於國家偵查機關負有較高程度之隱私權保護義務,媒體對個人隱私權之侵犯,雖比國家機關有過之而不及,但基於新聞自由之保障,其所負義務不能與國家偵查機關相提並論。璩案中,由於案件所涉及人物,皆具有相當知名度,自然引起一般民眾對案件發展之高度關切。對於具有高新聞價值之事件,媒體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幾乎各大媒體之新聞報導,一時之間皆聚焦於此而大肆炒作,同一事件,五花八門之報導,似乎成為後現代社會媒體之必然現象。如果進一步觀察媒體於此所扮演之角色,可以發現有的媒體謹守「中立」角色,不願成為散佈光碟之媒介,有的媒體錯估情勢,因散佈光碟而變成犯罪嫌疑人,大多數媒體則於案發後,才充分發揮媒體「嗜血」本色,鉅細靡遺深入報導。基本上,基於新聞自由之保護傘,除非惡意毀謗或捏造事實,否則媒體不應因處理新聞不當而變成犯罪嫌疑人。
從美國相關實例觀之,政治人物隱私權常受號稱第四權之媒體之侵犯,不過,媒體最後通常能「全身而退」,其主要原因在於,美國法院基本上主張,新聞自由之保障應大於政治人物個人隱私權之保障。由於公眾人物(當然包括政治人物)為展現對公眾事務有重大影響力,經常有意藉由言行或意見,塑造其個人群眾魅力,藉此以引領風騷,所謂「媒體寵兒」即為此義。因而任何涉及他們的事務,一般民眾皆會予以高度關切,媒體當然也不會輕易放過,基此,對於他們日常生活之報導,也會被認為具有公共性,因而隱私權保障之程度,相對的必需予以限縮。不過,也不能因此即謂,公眾人物絲毫不受隱私權保障;如果涉及隱私權保障核心範圍之事務,則仍不應容許媒體恣意侵犯。例如,媒體侵入政治人物臥房裝設錄音錄影裝備,盜錄政治人物涉及婚外情的性活動,而後,在媒體上鉅細靡遺公開揭露盜錄內容。如此行徑,姑且不論媒體無故侵入住宅及盜錄,本身即已違法,即將政治人物的性活動,如同色情文書或色情光碟方式,鉅細靡遺予以公開揭露,即不應認此也受新聞自由保障。畢竟政治人物之婚外情,有相當高的新聞價值,媒體當然不會放過,不過,仍應考慮新聞處理及報導的手法,如果超過合理報導限度,過度揭露本不需揭露的隱私,即可認為仍構成侵犯隱私權之事由。
四、 國家對於特定營業活動之管制
最後,於璩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無孔不入侵犯他人隱私權之社會現象,國家是否負有義務,應採取必要措施,以有效確保民眾隱私權不受他人侵犯?更具體的說,市面上櫛比林立之通訊業者,經由當事人請求,即可於當事人所要求的地點,祕密裝設錄影錄音設備,但對於裝設錄影錄音設備之目的,是否侵犯他人隱私,通訊行似乎不關心,也無須進一步瞭解。如此營業方式,即有可能造成業者於無意間,成為侵犯他人隱私權之幫凶。對於通訊業者如此行徑,國家是否應制訂相關規定,以規範其營業行為?觀之璩案情形,通訊行基於案內關係人之要求,即到相關地點裝設錄影錄音設備,錄影內容因此被有心人散佈利用,因而引發事件的軒然大波。對此可能侵犯他人隱私之營業行為,國家是否應負一定之管制義務,也是值得深思之處。
基本上,營業自由也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但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有必要時,亦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營業自由(憲法第二十三條)。因而,如國家為保障一般民眾之隱私權,依法對業者科予一定之公法義務,以限制其營業活動,也應是營業自由所容許之保障內涵。基於保障民眾隱私權之必要,對於民間通訊業者之營業行為,無論是販售可能作為窺私器具之針孔攝錄影機,或是於定點裝設祕密錄音錄影設備等,皆應負與業者一定之作為義務,例如,登錄購買者之個人資料、購買者必須出示對裝設地點有使用權限之證明、購買者必須出具裝設目的之說明文件等。透過上述對營業活動之限制,可以避免業者成為侵犯他人隱私權之工具,以落實國家保障民眾隱私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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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001/12/10 by in 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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