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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時代下的隱私權問題

本文摘自台權會出版之"2001台灣人權報告"
張永明(德國波昂大學法學博士;現任真理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一、 我國隱私權之現狀
當前國人的隱私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政府公權力的行使為達先期遏止可能的犯罪發生,在特定的地區或對特定之人民,利用錄影、監聽的設備從事廣泛的監視;企業的經營者為有效管理員工,於營業處所架設監視設備,或利用新進的技術從員工使用的電腦達成窺視的目的;此外,在今日盛行大眾傳播的時代,傳播媒體亦成為侵害隱私權的重要來源,而且在傳播力量無遠弗屆、極易成為模仿對象下,其影響力更不容忽視,下文之探討集重點於大眾傳播媒體對國人隱私權造成負面影響之問題。
我國在言論解禁、報禁開放、有線廣播電視傳播合法化、長久被壟斷的無線廣播電視頻道被釋放,以及公共電視台開播之後,言論市場呈現活潑熱絡景象,代表各種不同族群的聲音,原則上均有適當之發言管道,對我國民主政治之發展有不可磨滅之貢獻。
然而,在言論自由之束縛驟然鬆綁,人人有表達意見之自由,以及各式大眾傳播媒體群起並立,不再由少數人獨占下,無論是個別的表意人或是傳播媒體之經營者,為了博取更多的被聽聞機會,以順遂預定之目的,無不費盡心思,利用各種可能之表達方式,在公開言論市場進行激烈之言論競賽。
由於在激烈的言論競賽中,一鳴驚人的表意方式,較能輕易吸引接收力漸趨疲乏之閱聽大眾之注意,因此,今日之傳播媒體利用者與經營者,無論是以滿足閱聽人全方位知的需求為理由,或是以達成崇高目的之必要手段為藉口,每每以聳動、能吸引讀者觀眾之素材為表意或報導之內容,而其中尤以最能滿足閱聽人窺視心理需求之揭發他人隱私之方式,最受青睞。
雖然歷來個人或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發表言論者,未曾間斷地有以揭發當事人不欲為人知之事為表意素材,但這種現象或因人權觀念不彰,表意人或被涉及者不以為意,或僅少數之個人或媒體有此行為,大體上尚未惡化與普遍化到令人髮指之地步。然而,自從香港媒體引進狗仔隊的採訪方式到台灣後,情形丕變,向來尚表現出自制的媒體業者,基於恐懼市場被掠奪之心理因素,亦隨之跟進, 形成在人權意識漸次抬頭的社會中,傳播業者卻普遍輕視踐踏隱私權之現象。
更甚者,在歪風披靡下,不惟狗仔隊的記者從事侵害被報導對象的採訪與報導行為,在媒體業者重金收購編制外其他人員提供之消息、文稿或圖片下,無數業餘的狗仔隊成員更對被其當作獵物者之隱私權形成無時不刻之侵害。在此種只問酬金、不擇手段之業餘人士之推波助瀾下,隱私權受侵害者之範圍亦大幅擴大,不僅真正的名人備受騷擾,被業餘狗仔隊認為有可能成為話題人物的一般人物,亦岌岌可危。此外,挾採訪科技之更新以及訊息傳遞管道之精進,足以造成隱私受害之資訊內容,比在過去時期更輕易、更不被察覺地被掠取,且以迅速、無止境的方式被廣泛地傳遞,每每造成受害者事後難以甚至無法補救之傷害,凡此種種,均使我國隱私權之受害情形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二、 隱私權之法律地位
在隱私權受傳播行為侵害的態樣中,由於媒體之傳播行為可以援引憲法明文保障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傳播自由)為依據,而在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即使在國民與國民間透過基本權之第三人效力理論,亦為一切受保障之權利中位階最高者,因此,在憲法本文或增修條文均未明文保障的隱私權,其法律地位為何,即有先行釐清之必要。
「隱私」作為我國法律規定之用語,如上所述,並未見諸憲法位階之條文,而在法律位階之規定,亦直到晚近才被正式使用。直接以「隱私」作為法律用語者,始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之社會秩序維護法,該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故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廁所、更衣室,足以妨害其隱私者」為妨害善良風俗應處罰鍰之違反秩序行為。而於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布之民法債編,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首次修正時,於第一九五條第一項增列隱私被不法侵害者,與身體、名譽、自由、信用、貞操被侵害者,以及其他人格法益受不法侵害而情節重大者一樣,亦均享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
雖然現行法律直接將「隱私」規定為人民權利者甚少,但在一般用語中隱私權卻被廣泛地使用,藉以表彰與群居生活中的個人特性具有密切關聯的權利,因此,撇開用語的選擇問題,法律規定中以群居生活中個人的特性為保護對象者,則不在少數,如在憲法基本人權章中有保障人民從群居狀態中退縮、享受寧靜、不被公開的居住自由權與秘密通訊自由權,在刑法有妨害名譽、妨害秘密等罪刑之規定,在民法有概括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時之救濟規定,此外,亦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特別法保護與個人息息相關的個人資料。
在隱私基本權理論之建構上,我國近來受到歐洲大陸法系國家基本權理論發展之影響,學術界致力建立一套以維護人性尊嚴為基本出發點的人權保障體系,在憲法之法源依據上,即以憲法第二十二條概括性人權條款之規定,作為憲法未明文列舉保障之基本權之來源依據,而隱私權因涉及個人之人性尊嚴,因此,得被包括在大陸法系國家的人格權概念之內,除受民、刑一般法之保護外,亦得透過憲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與言論自由(傳播自由)一樣,均具有基本人權之位階。此外,在我國司法審判體系中具有最終解釋權限的司法院大法官,亦已在釋字第二九三號與第五三五號解釋,承認人民隱私權之存在。因此,當傳播媒體之報導觸及被報導對象之隱私權時,即不得單純地以言論(傳播)基本權位階高於法律保護之(隱私)權利為由,而取得受優先保護之地位。
三、 隱私權之意義
在群居狀態中的個人基本權均非毫無界線之原則下,作為保護個人從團體退縮權利的隱私權,面對傳播人行使憲法保障之傳播自由權,以實現自我、滿足閱聽人知的需求、進而發揮監督公眾事務運作功能時,即需確定何為應受保護之個人隱私?何為在群居生活中個人應忍受被強迫公開的部份?
在隱私權為人格權之一的狹義理解下,隱私權所指,乃人格權利中無論何人均得主張不受違反其意願為他人知曉的部份,即如「隱私」兩字所顯示出的「有隱藏不為公共得知的私密」之意,如此的隱私概念,乃個人基於群居生活所顯現的羞恥觀念而生,為人格權之核心部份,與當事人之人性尊嚴有密切關聯,而不涉財產上之利益,雖然有些部份的隱私會隨著社會環境之變遷而有所改變,但具有理性的人類與其他動物因之有別的部份,則無論在那種環境均應存在,否則將無法區分人與畜之差別。在此理解下,隱私與名譽、姓名、肖像等均屬特別的人格權,但隱私與名譽兩者乃有所區別,侵害隱私者不以足以造成名譽毀損之事由為限,即使事實顯示,公眾對於受害者並未產生鄙視或厭惡之感覺,即對其名譽並無減損,但並不因此免除侵害隱私之事實。如未經當事人同意,將其私生活公開,雖然公開之方式高雅,非但未引起大眾對當事人之名譽產生任何負面之觀感,反而有正面積極之效果,但只要未經當事人同意,且以其私生活為素材,即係侵害其隱私權。由此可見名譽權所保護者,側重眾人對該人之觀感、聲望、印象與評價,而隱私權則除涉及社會共通的羞恥觀念之維護外,主要則為個人自主決定與自身有關之一切私人性事物是否為他人知悉之權利。
但若如同時下之一般用語,廣義地以隱私權作為一切人格權的泛稱,則隱私權與人格權即包括法律有特別規定應予保障之特別人格權,如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以及其他現行法律未特別規定,而為個人就源自人的關係而產生之一切得自主決定之權益,雖以非財產上之利益為主,但亦包括因此衍生的財產上利益,如個人資訊之商業價值等。
由於我國法律用語中人格權之發展早於隱私概念,因此隱私權應被理解成人格權中的核心部份,即涉及人類羞恥觀念與個人得自主決定是否公開於眾之私人性事與物,亦即以(一般)人格權為上位概念,而隱私權為人格權之一支。
四、 隱私權之保護範圍
無論隱私權之意義被狹義地或廣義地理解,均面臨如何界定隱私權實際受保護之範圍,在今日盛行大眾傳播時代,由於傳播媒體之報導除為從業人員之基本權行使外,亦具有客觀之民主功能,為採行民主政治體制之國家所不可或缺,因此當報導內容涉及隱私權問題時,除需慮及當事人就其私人性資訊之自主決定權外,亦需顧慮傳播媒體之監督功能,當傳播媒體媒介大眾就公眾利益有關人事之了解與判斷,即一般所稱滿足大眾知的權利時,即非單純地行使個人表意自由(傳播基本權)而已。
在今日人類係行群居之生活,個人之言行舉止不僅關係一己,而對群居之社會亦形成或多或少之影響;而大眾傳播媒體在民主國家存在之主要意義,不僅是傳播工作者個人理想之實現,而另有其民主功能;以及國民知的權利之滿足,以就公眾利益相關者,始具正當化理由下,身處今日大眾傳播時代人民應受保護之隱私權範圍,即得以是否純粹具有私人性而與公眾利益無關為標準。在此標準下,目前多數之見解,乃進一步地以人物及場所為區分標準,原則上公眾人物或在公開場所即無隱私權可言,蓋公眾人物乃集眾人之注目而有別於普通一般人士者,而進出公開場所拋頭露面者,自不能要求他人對其在公開場合之言行舉止不得探知。
然而,隨著社會生活形態之改變、傳播媒體利用科技之進步,以及傳播競爭生態之惡化,歷來公眾人物與公開場所之標準,顯然已不足保護被報導對象之隱私權:首先,在媒體報導多元化下,公眾人物已不再限於單純的政治人物與其他基於自願成為眾人注目的特定職業人士,在發生於社會中之事件無法去除公眾性下,原本即足以吸引眾人關注之事件,或者因媒體報導始成為眾人注目焦點之事件,身處其中以及周遭之人士,亦成為偶發性或被強迫的公眾人物,但其應受保護之隱私權範圍,顯然應與典型之公眾人物有別。再者,公共場所之概念在今日亦有不同意義,由於在福利國家理念下,政府應竭盡所能地不斷開發得供不特定國民使用之公共設施,因此在都會化之生活形態普及下,個人在越來越多的方面均係藉傳統概念下之公共場所,完成過去在私人住宅完成之生活事務,如飲食、居住、休閒等等需求,此時若仍以公共場所作為隱私權有無之判斷標準,顯然已不再適當。
因此,原則上現身公開場所之人之一切言行舉止,由於係眾人得共見共聞,無隱私權可言,但若並非以社會一般觀念所理解的方式,而以侵略性之方式,在公開場所探知他人在正常情況下不被知曉之私人性事與物,則即使是以和平地、未被察覺的方式,亦屬侵害隱私權之行為,如在公共場所配帶透視眼鏡悄悄地窺視他人衣物遮蔽下之身體;利用偽裝技術與器材在他人無預見下,截聽或截取他人在公開場所但非對公眾而為之言談與舉止等。如此之見解,在今日個人之生活高度仰賴公共場所,而保障個人在喧鬧的團體中擁有決定一己的自由與寧靜,為高度發展下人類反樸歸真所奢求者下,更見其正當性基礎,則即使在公開場所亦有隱私權存在。
至於公眾人物,尤其是自願性的公眾人物,當其言行舉止與公眾利益有關聯時,應無隱私權可言,但若與公眾事物無直接關聯的言行舉止,即使源自公眾人物,他人或大眾傳播媒體依然不得違反當事人意思任意刺探與揭露,蓋於此涉及任何人均應保有之羞恥之心以及人性尊嚴,不因人的屬性而有差異。而非自願性之公眾人物,則應只有在與該涉及公眾利益之事件有直接關聯時,始有忍受被公開之義務,因此,即使公眾人物亦得享有隱私權之保護。
綜上所述,隱私權為基本人權,任何人均得享有,且無論何人與在何場所,公眾人物與公共場所只能作為隱私權有無之初步判斷依據,在個案中具決定作用者,乃依一般人之理解,確認當事人自主決定涉己事物公開與否之權利應否受到保護。
五、 我國保護隱私權法律救濟制度與檢討
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隱私權受侵害者,在民事救濟方面得請求法院事前制止侵害之發生,或事後排除已造成之侵害,或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而在刑事救濟上,則得提起妨害秘密、妨害名譽或信用等告訴乃論之罪之告訴。此外,對於意圖營利而為妨害秘密行為者,得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然而,因隱私權之本質毋寧是保障權利人自群居生活中退縮、享受寧靜與獨處之自主權,但在司法救濟必須受害人挺身而出提起訴訟,或配合檢察官之調查,且在訴訟講究公平、公正與公開,以事實與證據之有無決定勝負下,必然造成絕大多數隱私權受害者,為保存被侵害後僅存的寧靜權利,放棄司法救濟途徑,而以息事寧人的態度私自撫平傷口,以免傳播媒體在受害者反擊下,更理直氣壯地進一步揭露受害者不為人知的隱私。從此可見保護隱私權之有效方法,必須是防患於未然之前。
在現有之法律救濟並無法回復隱私權受害前之原狀下,為避免傳播媒體利用受害人怯於公開訴訟尋求救濟,而肆無忌憚地以侵害隱私權,達成私自之目的,尤其是商業目的。因此,當受害者勇敢地提出訴訟,並確定個案中之隱私權應受保護時,對加害者之處罰,即必須達到令其亦感受到痛苦的程度,如此方能發揮一般預防之嚇阻功能,讓潛在之侵害者卻步,確保與人性尊嚴息息相關之個人隱私權。
職是,以我國目前之傳播生態而言,現有的民、刑事法律救濟途徑非但不應廢除,反而有加強之必要,如在民事損害賠償部份,適度地引進英美法上懲罰性損害賠償之理論,讓藉侵害他人隱私追求商業利益者,得不償失。此外,在傳播特別法上,儘速制定目前我國獨缺的規範平面出版媒體之專法,並師法歐陸國家完善規定保護被報導者之特別法律制度,詳細規定被報導涉及之人,如更正、禁止散播與回應報導等請求權行使之條件與程序,並強令傳播媒體因報導行為造成被報導對象人格權益受波及時,或應親自履行回復原狀之義務,或應無償提供被涉及者與原報導相當之傳播管道,供其進行回復人格權益之措施,而最重要者,傳播媒體之諸此義務均需在短時間內履行,若沒有正當理由故意抗拒不履行時,亦應有強有力之公權力督促其履行,如由法院以簡易訴訟之審理方式,快速審查後作成有無義務,以及在義務存在時應如何履行之裁定,以免拖延時日,造成被涉及者之權益因此更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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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001/12/10 by in 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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